全国肿瘤登记中心：肺癌、乳腺癌位列我国男女恶性肿瘤之首

这两年中国资产管理公司的排名，基金公司抓住了债券型基金扩张的机会的上升就比较快，这也是对全球趋势的判断并结合中国市场做出的决策，直接影响市场的竞争力。

为了抢占全球新产业革命的战略先机，确保我国经济平稳进入新常态，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仅仅依靠扩大内需、拉动消费是远远不够的，通过鼓励技术创新、扶持新兴产业、促进产业升级等方式推动市场供给侧结构性转型，才能进一步提升我国经济战略转型的效率和效果然而，近来中国经济已经步入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调整趋于优化、新旧能动力转换的新常态时期，以往需求侧的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日渐乏力，结构性的供需错配现象也较为严重，亟需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缓解现有经济结构失衡问题。

有利于资金流向高收益、高科技和前景好的新兴产业和初创企业，为中国经济再平衡和产业结构调整创造良好的条件。通过内涵式、精细化管理机制的建设，更有效地服务实体经济。提升直接融资比率有助于避免由于依靠银行信贷加杠杆，而造成非金融部门财务不可持续的现象，有助于企业降成本、去杠杆，促进实体经济健康发展。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本身并无绝对的好坏之分，只是在中国直接融资比重过低，导致了对间接融资的过度依赖，产生了杠杆率过高、金融风险过于集中、中小微企业融资难等难题。商业银行应不断加大资产结构、负债结构以及表内外业务结构的调整力度，努力打造轻型银行。

通过实施用人薪酬机制改革、推行职业经理人和全员全产品计价考核等制度真正打破大锅饭，推动银行从业人员主动提高服务意识和服务效率。在资产业务方面，要顺应资本市场和直接融资发展的要求，把同业业务、债券投资等非信贷业务作为发展重点，降低信贷类资产的比重。图斯克亦以婚姻来比喻脱欧公投，他称：每一个家庭都知道，离婚对所有人都是创伤。

早前，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表示，如果英国最终选择脱欧，或要花上7年时间去跟欧盟商讨两者的关系。1965年4月8日，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六国签订《布鲁塞尔条约》，决定将欧洲煤钢共同体、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和欧洲经济共同体统一起来，统称欧洲共同体。此次公投前，欧元区相关官员就威胁，一旦英国退欧，将把欧元的交易和清算中心转移至欧元区内。不幸的是，两年之后1992年9月，在索罗斯阻击英镑爆发英镑危机后，英镑退出了这一体系。

补充一点，英国退欧主要对英镑汇率产生影响，欧元受到的冲击要小得多，这也决定了美元不可能因此而大幅走强。尽管中国过去几年经济增速有所放缓但是中国无论是经济总量还是在其他方面的国际影响力，都是出于上升通道。

因为此前一些借助伦敦和借助英国而主要业务对象是欧洲大陆的国际性机构，会直接进入欧盟，从而会因为新的投资的涌入，带动就业和带动经济增长。英国本来就算不是欧盟事务的核心国家。近几年新加入的成员国应该是欧盟大家庭的净收益者，还指望背靠大树好乘凉。对于欧盟的前身欧共体，英国最初的态度是不屑。

欧洲货币体系的两大主要内容是：一是模仿特别提款权（SDR）创建欧洲货币单位（ECU），由共同体九国货币组成的一个货币篮子来定值，每5年调整一次。反观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由于成员国经济水平参差不齐，又实行松散的政府间合作，该联盟很难与欧共体抗衡。亚洲交易时段的大多数股市也因之出现大幅调整。也正因为这个威胁，在伦敦金融城的主要国际性金融机构今后可能将人员和业务重心向欧洲大陆的金融中心转移。

就欧盟与英国的关系来说，应该是英国更离不开欧盟。有人担心英国退欧将对人民币汇率形成贬值压力，以及不利于人民币国际化和中国企业通过英国进入欧洲大陆。

世界格局中主要参与者的地位必然是此消彼长的。其他人口较少和经济规模较小的富裕成员国，退欧也不会得到什么好处。

尽管加入了欧盟，但是英国一直比较特立独行。（作者系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研究院副院长、首席经济学家） 进入专题： 英国脱欧公投 欧洲一体化 。1973年，英国终于加入欧共体。据说，伦敦在全球欧元交易市场所占到的比重接近40%，这要比起17个欧元区国家的总和还要多。当英国退欧公投计票结果陆续披露，支持退欧票数超过留欧票数且差距逐渐拉大时，在恐慌和投机力量的相互作用下，国际金价短时间内上涨逾100美元/盎司，最大涨幅超过8%，金价一度越多1358美元/盎司，创出两年来新高，汇市方面，英镑兑美元汇率一度跌幅超过11%，最低到1.32美元/英镑一线，创1985年10月以来的最低汇率我们看到，传统的分业监管模式已经越来越难以适应金融混业的浪潮，诸多失控的创新与风险积累，往往都发生在各监管主体的职能交叉或空白的领域，因此如何构建多方协作监管、统合监管、互助监管的新模式，成为新金融创新时代的重大挑战。

就国际标准来看，这也就是金融市场基础设施（FinancialMarket Infrastructures，简称FMIs），属于当前最重要而且具有挑战性的金融研究领域之一。近一段时间，改革和完善现有一行三会为主的监管模式，成为各界热议的焦点。

具体来看，一是需要在政策制定之前加强分析和研判能力，有效度量各类金融风险的水平。虽然各国对PFMI的落实进度并不完全，而且各国法律、法规中的执行细节也有差异，但都在朝着完整和一致遵守PFMI的方向努力，这体现了近年来全球在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层面形成的稳健性、安全性共识。

来源:《清华金融评论》2016年第1期 进入专题： 金融改革 。第二，随着中国金融体系的跨越式改革与发展，各类总量性规模性指标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逐渐在全球都位居前列。

要解决这些矛盾，就需要进一步改善风险数据收集机制，优化量化分析模式，更好、更及时地把握风险，为监管的跟进创造前提条件。对此我们认为，正如经济增长离不开道路、桥梁、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一样，健全的金融体系也与金融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密切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制定十三五规划建议的说明》中指出，要统筹监管重要金融基础设施，包括重要的支付系统、清算机构、金融资产登记托管机构等，维护金融基础设施稳健高效运行。由此来看，未来的金融改革与发展，必须高度关注新技术给金融体系带来的变与不变，更好地认识新形势下的金融深化路径，实现互联网+时代金融运行效率与风险的有效平衡。

再如，在20世纪末期以来的历次危机和动荡之中，国际上许多资产巨无霸式的大银行都消失在历史长河中，尤其以日本的银行为例。近年来，随着多层次金融市场、多元化金融产品、多类型准金融组织的创新与发展，金融运行中的风险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局部风险的积累如果控制不力，甚至可能转化为系统性风险。

这些要素正在改变着商务活动的本质和最终用户（end-user）的支付服务期望。这也就是五中全会所强调的共享，即要使个人真正能够充分分享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的成果。

高速传输的数据网络无所不在，计算设备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易于移动，信息处理的时效性不断增强。第二，包括法律、会计、信用等在内的金融基础设施，往往属于软环境的金融生态体系建设，同样也是金融良性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外部保障。

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最后，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是顺利推进金融改革的出发点与前提。尤其在构建这一体系的过渡时期，更需要我国监管部门与境外监管部门进行有效协调合作，共同致力于防范跨境风险传染和放大，努力寻求共同的监管利益所在。2014年6月国务院出台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其中指出，到2020年基本建成以信用信息资源共享为基础的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与此同时必须注意的是，在这一监管转型的过程中，也不能泛泛地照搬国外经验，围绕金融产品来构建监管模式。

因此，监管重点同样应该放在如何完善这些外部条件方面，从而促使金融创新走上良性发展道路。目前，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SDR）开启了我国金融国际化的新阶段，长远来看，无论是我国金融市场的持续对外开放，还是国内金融资本的走出去，都需要有新型的、具有全球视野的监管模式与之相配合，更好地规范、约束和监管跨境金融交易中的风险要素。

科技正在迅速地改变支付过程所涉及的诸多要素。以大数据、云计算、平台经济、移动支付等为代表的新技术，逐渐改变着经济金融运行模式，并且对金融产业链起到重构的作用。

由此来看，能否把握全球趋势和借鉴国外经验，同时结合国情和现实约束，努力在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建设中实现效率与安全的平衡，成为支撑我国金融改革与创新的关键环节。以包括金融相关率在内的早期金融深化指标来看，我国在世界范围内也已经比较突出。